中醫教育艱難轉型
來源：互聯網絡發布時間：2010-08-20
近代以降，西風東漸，中醫面臨生死存亡之變局。中醫之路，“返古”還是“維新”？“百年中醫沉浮錄”透過百年煙云，直指當下。
1924年9月15日，廣州海珠中路麻行街84號，一座傳統祠堂樣式的建筑里，來自廣州、香港等地的中醫界與藥業界人士匯聚一堂，與60名新入學的學生一起，舉行了廣東中醫藥專門學校開學典禮。可容納五百人的禮堂正面兩側，懸掛著該校木刻篆體字校訓：“上醫醫國，先覺覺民。”前句出自《國語》：“上醫醫國，其次疾人。”后句出自《孟子》：“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
廢科舉之后的學制革新
“風從外中傷肢體，痰火內發病心官。體傷不仁與不用，心病神昏不語言……”
清代太醫院的教材《醫宗金鑒》，就是以這樣的韻文為主，特別強調學醫者熟讀背誦。更進一步，中醫還要背誦《黃帝內經》、《傷寒論》等經典。傳統中醫教育在形式上與私塾中的“讀經”并無二致。
清末，興學堂、廢科舉，中國教育開始向近代化轉型。新建立的學制系統主要參考自西方和日本的制度。張之洞主持制定的1904年“癸卯學制”，為大學堂內設立八科：經學科、政法科、文學科、醫術科、格致科、農科、工科、商科。其中“經學科”是中國所特有，其他各科的課程設置中都注重中國的內容。像“醫術科”下的醫學門與藥學門，雖然主授西式醫藥，但它們的主課之首則分別是“中國醫學”與“中國藥材”。但這套傳統味道頗濃的學制，在辛亥鼎革之后遭到革命者的唾棄。中華民國成立后，出任北洋政府教育總長的蔡元培決心建立現代式的教育體制，他組織人員將英、美、德、法、俄、日等各國學制盡行譯出，計劃舍短取長，創造適合中國的新學制。經多方討論，最后決定主要效法日本學制。
1912年9月3日，教育部公布《學校系統令》，確定了包括大、中、小各級學校以及專科學校等的整個學校系統制度。隨后又陸續公布了《專門學校令》、《公立私立專門學校規程》、《醫學專門學校規程令》、《藥學專門學校規程令》，以及1913年1月的《大學規程》等。這些制度后來統稱為“壬子癸丑學制”。大學設文、理、法、商、醫、農、工七科，與世界各國學制接近。在醫科方面，大學以及專門學校的具體課程設置中，不再有與中醫有關的課目。
爭取中醫納入教育系統
西醫自19世紀中葉傳入中國以來，雖然逐漸得到社會認可，但整體規模上還遠遠小于遍布城鄉的中醫。在民國成立前后，西醫的培養主要靠外國教會所辦的醫學院校，國人自辦的西醫教育尚不多見。民國之初醫科列入學制，意味著政府將開辦各種西醫學校，加強西醫的培養。然而作為國家學制，完全不提及中國傳統醫學，究竟意味著什么？一時引起社會廣泛關注。
中西醫之間，自清末以來既有交流也有論爭。盡管大多數國民仍然認可并習慣于應用中醫藥，但清帝遜位后，象征著中醫官方地位的太醫院解散了，新政府將如何對待中西醫學，是一個懸而未決的疑問。尤其有日本明治維新廢棄漢醫的前車之鑒，中醫界對此更為關心。雖然傳統上中醫主要以師授家傳為主，并不依賴學校教育，但有識之士意識到，學制系統并非僅僅是教育形式的問題，很大程度上它將重新規劃社會資源布局，影響許多行業的興衰或更替。中醫缺席于學制，未能納入教育系統，將對它的未來有嚴重影響。一時間，中醫藥界抗議的聲浪在大江南北到處高漲。
然而教育部解釋之所以在學制系統內不列中醫，自有一番說辭。其回復各中醫團體的電文稱：“部頒醫藥專門學校規程，系由臨時教育會議，參照中西，擇善詳訂，決非有所歧視。至中醫中藥專校，既為部令所無，所請立案之處，礙難照辦。”
在抗議無效之下，以上海神州醫藥總會為首的19個省市中醫團體聯合起來，在上海組織了“醫藥救亡請愿團”，成員有上海的葉晉叔、浙江的王問樵、廣東的劉筱云、北京的陳春園等，一行于1913年11月23日起程晉京，向教育部遞交請愿信，要求“準予提倡中醫中藥，除前次西學校業已頒布通行外，請再厘定中學醫藥科目，另頒中學醫藥專門學校規程”。時任教育總長的汪大燮拒絕接納請愿書，并聲稱：“余決意今后廢去中醫、不用中藥，所謂立案一節，難以照準。”代表們轉而向國務院遞交請愿信，1914年1月16日，國務院也復文，解釋教育部所定課程專取西醫，是由于“先其所急，致難兼采，初非有廢棄中醫之意也”，對請愿書提出的有關事項，表示“除厘定中醫學校課程一節暫從緩議外，其余各節，應準分別籌辦”。
中醫學校教育的優勢
不同意厘定正式的中醫學校課程，則中醫納入教育系統的請愿目的未能達成。但復文說請愿書“其余各節”可以籌辦，是否意味包括建立中醫學校呢？這種含糊其辭留下了一定的操作空間。1915年，上海丁澤周等人發起籌辦上海中醫專門學校，遞交《呈大總統文》及《呈各部文》闡明理由。當時衛生屬于內務部管理，內務部轉教育部表態。教育部稱丁甘仁此舉“欲振余緒于將湮”，“殊足嘉許”，“惟中醫學校名稱不在學堂系統之內，本部醫學專門學校規程內亦未定有中醫課程”，所以只是將所擬章程留部備查，其他讓內務部酌情處理。內務部抓住其中“嘉許”二字，當即批文說：“教育部既深嘉許，本部自當贊同，應準備案。”上海中醫專門學校由此成為第一只螃蟹。
稍后，1918年包識生等在上海創辦神州醫藥專門學校，此后又有多個地方的中醫學校陸續開辦。文前所提到的廣東中醫藥專門學校，實際從1913年就開始籌備了，至1924年也正式開學。只不過，這些學校的立案機構或為內務部，或為地方教育部門，民國教育部則始終未為中醫學校立案。
學校教育與傳統師承教育到底有何優勢？廣東名醫江侖銓在送兒子江堃入讀廣東中醫藥專門學校之時說：“醫豈易言哉！非好學深思，集思廣益，未易望其有成……省港藥材行創辦廣東中醫藥專門學校，集聘名醫，分科編授，以最紛繁之學術，成有系統之課程。此校一興，吾道庶有豸也。汝其從之。”將紛繁之學術，整理成系統化的課程教育，這是符合時代發展潮流的。在這個過程中，涉及到中醫課程分化、新式教材編寫、實踐教學設置等一系列問題，各地中醫學校對此均作了積極的探索。從近代中醫學校的紛紛興辦，以及各地中醫主動送子侄入學的舉動，可見中醫界對學校教育這種新形式的認同。
中醫學校已成為培養近現代名中醫的搖籃。可是民國教育系統一直拒納中醫，使中醫學校的發展欠缺規范，辦學也得不到保障。我們回顧廣東中醫藥專門學校的校訓，不難體會到，其所謂“醫國”、“覺民”，正包含著通過學校教育的成效來警醒世人尤其是當局應當正確認識中醫中藥的深刻用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