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運六氣與流行病相關問題研究
來源：中醫藥發布時間：2013-05-24
"作者：曲黎敏
（北京中醫藥大學教授、北京天人醫易文化咨詢中心研究員）
提要中西醫對流行病的認識不同，導致了治療方法的不同。中醫對瘟疫的產生的認識也不同于西方醫學單純的病毒探討，而是從生態大系統出發對疫病流行的時間、氣象規律進行探討和總結。《黃帝內經》對癸未之紀災異的認識將引發我們對中西醫醫理的深度思考。
關鍵詞五運六氣流行病癸未年
非典并不單純是一個醫療衛生事件，西醫把它視做SARS病毒對人類的一次襲擊，而一些固守傳統的中醫則把它當作宇宙節律性周期變化過程中的一種正常現象。因此，對SARS的解讀不僅引發我們對人類未來命運的關注與思考，而且再度引發我們對中西醫醫理的深度思考。
具體地說，西方醫學對流行病的認識基于細菌學和免疫學。它把研究對象進行分解、分析，然后尋找致病原和抗體，發明疫苗，這樣做確實客觀而有成效。上個世紀60年代，西方科學家驕傲地宣布：現在該是合上傳染病書本的時候了�？墒堑�20世紀末，世界衛生組織報告說，近20年來，新出現的和卷土重來的傳染病至少有30種，僅1995年，全世界死于傳染病的人數高達1700萬人。而真正使我們民眾親歷恐慌的則是先前的HIV，和現在的SARS。醫學專家的恐慌則源于他們的對手微生物具有極強的進化優勢。據稱，發現青霉素僅一二年，第一批耐藥生物便出現了。從那時起，西方醫學就陷入了一場生物學領域的軍備競賽。醫學專家不無憂慮地說：一旦所有的致病微生物對抗生素都產生了抗藥性，我們將怎么辦？……那將是公共衛生領域的一場災難。無論如何，人類無法根絕病毒的存在，西方醫學與病毒敵對的對抗態度，使他們面臨的將是一場無休無止的戰役。
而中醫學的偉大之處就在于它始終謀求和探索與萬事萬物（包括西方所言的病毒）的共存之道。它沒有把目光聚焦在小小的必須用顯微鏡或更精密的儀器才能認知的所謂病毒上，而是更宏觀地從生命和環境統一觀、生命活動的動態觀看待宇宙萬物。
首先，在它的詞匯里不強調對抗，而是調整人體的自組織能力或者說自康復能力，讓機體自組織能力去殺敵。因為人從出生到死，一直是在各種各樣數不清的細菌、病毒的包圍中生活著，人并不是靠每天吃藥殺死病毒細菌活下來的。而是人體自身有消滅入侵者的能力。如果感染上了病，一定是生理狀況出了偏差，降低了消滅入侵者的能力。因此，對病原體的認識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根據病原體進入人體后邪氣與正氣斗爭所表現的證候進行辨證論治。藥物的作用只是助人體正氣一臂之力,消滅病毒細菌等,是生理機能恢復正常后由人體自身機能自行進行的，這也就是幾千年來中醫沒有細菌學卻能治療傳染病的原因�？萍疾恐嗅t藥戰略地位課題組成員林中鵬教授對此通俗地解釋說：人體基因有3億多條，SARS病毒目前可知的只有上萬個，這些基因自身產生的抗體，足可以摧毀病毒。
其次，中醫對瘟疫的產生的認識也不同于西方醫學單純的病毒探討，而是從生態大系統出發對疫病流行的時間、氣象規律進行探討和總結。在它看來，新興病毒的出現是人類擾亂了病毒巢穴的結果。比如，愛滋病毒已存在了數百年，是人類社會環境的變化，才使得它得以猖獗。三千年來，被醫家奉為經典的《黃帝內經》用了很大的篇幅，講述著一個令人驚奇的、神秘而復雜的理論——五運六氣學說。它是中醫理論中最為玄妙的部分，是世界歷史上最早的天文氣象醫學。它認為天文、地理、氣象、節候等自然生態環境變化有一定的規律，且會影響人體生命，造成疾病，并告訴醫生如何認識、利用這些規律預防和治愈疾病。五運六氣的總思想是天氣決定地氣，天地合氣又決定人的健康和疾病特征的決定思想。[19]這是中醫理論中最為玄妙的部分，許多研究者認為它是有關災變的時空預測學，而這種關于災變產生的時空預測學正逐漸引起世界的關注。
北京中醫研究院的傅景華研究員認為非典屬于中醫的溫癘范疇，與其他時令性疾病一樣，非典是宇宙節律性周期變化過程中的一種正�，F象。在分析今年非典瘟疫的發生與發展時，他說：從運氣上講，2003年為中國農歷癸未年，這一年五運所屬為火運不及，上半年是太陰濕土司天，其中第二步氣（從春分-清明-谷雨-立夏）為少陰君火主氣，同時少陰君火為客氣，大火當令，火氣太過則瘟疫流行，南方氣運早至，所以先時發病。到第三步氣（從小滿-小暑），也就是6～7月間，風熱漸起，濕氣大盛，此病會漸漸隱匿。這段話完全是《黃帝內經素問·六元正紀大論》癸未之紀，太陰濕土司天……二之氣，大火正，其病溫厲大行，遠近咸若（無論遠近都有此難）一句的翻版，如今看來，它簡直具有預言般的魔力。
癸未之紀的易流行大疫的考據如下：六個60年前，1642年（壬午），時疫盛行，道饉相籍。（《傷暑全書》卷下附刻《疫證治案》），同年吳又可作《溫疫論》，指出：疫者，感天地之癘氣，在歲運有多寡，在方隅有厚薄，在四時有盛衰，此氣之來，無論老少強弱，觸之者即病。（《溫疫論·原病》）顯然是有感而發。第二年，也就是1643年（癸未），自二月至九月，京師大疫，傳染甚劇（《明史》卷二十八《五行志》）。60年后的1703年春天，靈州、瓊州大疫。五月，景州大疫，人死無算。六月，曲阜、巨野大疫，東昌疫。八月，文登大疫，民死幾半。（《清史稿》卷四十《災異志》）第二年（甲申），春，南樂疫。河間、獻縣大疫，人死無算。六月，荷澤疫。秋，章邱、東昌、清州大疫；福山大疫，人死無算；昌樂疫，羌州、寧海、濰縣大疫。（同上）。1763年（癸未），嘉興、湖州、松江、太倉、蘇州諸州府，月內小兒，有口噤不乳，兩腮腫硬，名謂螳螂子（唐千頃《大生要旨》卷五）。第二年，益都天花流行。又60年1823年，春，泰州大疫，秋，臨榆大疫（《清史稿》卷四十《災異志》），同年白喉流行。奉天、直隸、江蘇、河南、湖北水災……看來，癸未之紀確實多災多難。此次非典，當屬火疫，為火克金，金虛而肺氣不肅降，無力生腎水，水不上乘以制心火，水火不濟，遂成火疫燎原之勢，陰津虧乏，而至危重。
